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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梦想闯荡西安 留守民工异乡过年几多辛酸  

2009-01-25 17:34:39|  分类: 转帖文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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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揣梦想闯荡西安  留守民工异乡过年几多辛酸 - 视点阿东 - 视点阿东

铁路春运买票难,回家的路总是那么漫长

●要不到工钱,就算买好票也回不了家

  ●回去过年少说也要千儿八百的,在这儿随便过过就行

  ●父母不在了,回不回家已经没有多大意思

  ●要回去也要挣到钱再回去,跟电视上的刘老根一样

  ●女儿和儿子都不愿意回老家,他们已经习惯西安的生活了

  核心提示

  与城市建设有着莫大关系的农民工是历年春运的主力军,其庞大的数量和回乡的紧迫心情给春运市场平添“一把火”。然而,当大部分人的目光投向农民工返乡热时,很少有人发现,在西安的一些角落,一部分民工选择了留守,选择了在异乡度过新年——

  老王的原名叫王树根,20多年前从甘肃天水一个穷山沟里逃出来后只回过一次家。那一年,母亲去世了,她是老王唯一的亲人。老王说,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家了。

  西安不是老王的家。

  55岁的老王孤身一人在长安区生活了10多年,老王说他也算是个“西安通”了。长安区大部分的建筑工地老王都待过,在见证西安的发展上,老王自认为比很多西安当地人都有发言权。

  老王的经历绝对不是特例。

  事实上,很多留守西安的外地农民工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与西安结缘的时间并不短,很多人在西安已经生活了10多年,用他们的话说,他们比当地人还要熟悉西安的大街小巷。

  但他们始终都是“外乡人”,他们与西安这座城市的融合多少带着一点“一厢情愿”的味道。他们参与着城市建设,却在城市发展中日益边缘化。就像老王所说的,不管他对西安有多么熟悉,他生活的空间,永远只有建筑工地那么大。

  选择在这个本该亲人团聚的时候留守异乡,对很多外地农民工来说,其背后的故事并不单纯……

  留守农民工眼里的“回家”与“过年”

  由于种种原因,让他们对春节的感受越来越淡漠,一些农民工觉得,回不回家过年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了太大的意义。

  东关南街兴庆宫公园西侧有个曹家巷,曲里拐弯的巷道里有不少当地人建的出租屋,四川民工孙昌海的70多个老乡们,就零零散散地租住在这些民房里。

  孙昌海是四川绵阳人,10多年前来西安打工,从普通的打工仔到现在的“工头”,被老乡们笑称为“老板”的孙昌海已经是个完全意义上的“老西安”了,他的70多个老乡,大多是他从老家带到西安打工的。

  工地10多天前就停了工,大部分的老乡已经买好票准备回家,留下来的不到20个人。孙昌海的老婆孩子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只等着建筑公司结清拖欠他们的工资。为了这些钱,孙昌海已连续跑了好几天,要不到钱,就算买好票也回不了家。孙昌海说,他不能让老乡们空着口袋回去过年。

  孙昌海的堂弟孙昌燕是打定主意不回家过年的。记者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出租屋里见到他的时候,这个年纪不大的四川小伙正窝在被子里睡觉,堂哥孙昌海敲了半天的门,他才睡眼婆娑地起来开门。

  “他没成家,停工了也没事干,一天就光睡觉了。”孙昌海告诉记者。

  孙昌燕2004年到西安之前,就已经在北京、邯郸及江苏、山西等很多地方打过工。以前平均两年会回一趟家,今年母亲不在老家,加上车票难买,就打算在西安过年了。

  “在哪儿都一样,这里老乡还多,平常也就串串门、打打牌的,在西安过年跟在家过年没多少差别。”孙昌燕说。

  在这些留守西安的外地农民工中,有家室的人跟没家室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对孙昌海的另一个老乡汤应长来说,留在西安过春节其实是有些无奈。

  “回去多多少少都要花费,走亲戚怎么着都要带些东西,加上路上的花费,少说也要千儿八百的,还不如不回去了,在这儿随便过过就行。”

  与同在西安的老乡们相比,汤应长的日子过得最苦。老家兄弟姐妹众多,靠那点地根本吃不了饱饭,十几年前从老家到西安,50多岁的老汤回家的次数并不多。

  老汤不像其他老乡,他没有技术,只能干一些零散的体力活,哪里要人他就去哪里,所以长乐坡、韩森寨、黄家坡,很多地方老汤都过过年,对他来说,过年就是没活干了,那就休息一下,最多是带着10岁的女儿出去转一转。在西安这么长时间,他从来没去钟楼逛过,唯一去过的是大雁塔,还是在女儿的一再要求下。

  “其实对我们来说,回家过年的概念已经有些淡忘了,父母一旦不在,那回不回家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家里人都在这边,只要跟家里人在一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过年。”

  而像孙昌燕这样没有家室的年轻人,对春节的感受更淡漠得多,他们有限的娱乐活动,也仅限于在留守西安的老乡们之间走动。

  出租房里的“年味”

  许多四川民工的屋子里挂满了为过年准备的腊肉,使得简陋的出租屋里充满浓浓的“年味”,但对他们来说,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也仅限于这狭窄空间内的活动。

  西安的出租屋大多集中在城中村,建得就像“筒子楼”,四周密密麻麻的都是房间,楼梯盘旋在一侧,站在院子中间向上看,阳光能进入的区域只有狭窄的一片,大部分的时候,楼梯过道和房间里一样黑暗。

  何飞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样的筒子楼里,顶层的光线稍好,所以白天不用像其他人家一样要开灯。

  何飞是川籍民工里的又一个“老西安”,1996年就到了西安,2000年女儿璐璐(小名)在四川广元出生,不久,妻子和女儿也陆续来到西安团聚。

  四川人过年有自制腊肉的习惯,何飞的屋子里,靠墙的一根绳子上挂着长长的腊肠和腊肉。

  “先把肉洗干净,用盐腌上一个礼拜,挂起来等它晒干,过年的时候煮着吃,哎哟,香得很哪!”何飞说,他们过年就讲究吃这个。

  何飞的屋子不大,收拾得却很温馨,一张2009年的年历下面,贴着很多女儿的照片。何飞的女儿8岁,在东关南街小学上三年级,记者去的时候,璐璐静静地趴在桌子上写寒假作业。小姑娘正在换牙,抬起头冲记者笑的时候,嘴里还没有长出新牙的地方露出红红的舌头。

  他们老早就给孩子准备了新衣服,从头到脚都是新的,新书包是给女儿的新年礼物。何飞的妻子坐在女儿身边纳鞋垫,说起以前的事情,时不时笑着跟丈夫拌几句嘴。

  这个“年味”十足的小屋子,是何飞和老乡们常聚的地方。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从此在何飞的闯荡生涯里,除了老婆孩子,最亲的人就是这些老乡们了。过年的时候,几个哥们儿聚在一起,打打麻将、喝喝酒、聊聊天就成了最开心的事情。

  何飞说他们没去旅游过,即使是旁边不到一站路远的兴庆宫公园,也只有在孩子要去的时候进去过。大多数时间,过年就是在自家的小屋里。尽管他们心里清楚,西安过年的时候要比家乡热闹许多。

  而对孙昌燕这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来说,过年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每天上工,能够睡到自然醒。

  然而,不管是单身的还是拖家带口的,这些留守西安的外乡人中,很少有人会想过过年的时候要出去到西安周边旅游一下,其他奢侈的娱乐活动自不待说。

  每个外乡人心里都有一个“西安梦”

  对农民工来说,外出打工是生存的需要,但在一个城市里待得久了,难免多出一些别样的情愫,包括对西安的美好憧憬,尽管大多数的人知道,这是一种奢望。

  和曹家巷里的川籍农民工一样,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生活的圈子都很狭小,他们的日常生活全部围绕着自己打工的地方以圈状方式延伸。信息交流则多依靠同乡之间的传播,包括找工作、找住处,最常见的建筑工和装修工,每换一个工地,常常是大家一起整体移动。工地不停换,他们也跟着换,尽管交往的圈子狭小,但常住西安的外地民工,反而比很多当地人更熟悉路段。

  四川小伙曾安杰有两辆电动摩托车,每天早晚上工之前的一段时间,曾安杰就开着电动摩托车载人赚钱,两辆车交换着用,一辆在外面跑的时候,另一辆刚好在住处充电,这样能省下不少时间,也能多载几个人,这样忙到夜里10点多,一天能收入不少钱。

  老家父母不在了,与哥嫂的感情也疏远了很多,曾安杰现在一心一意地只想赚钱。曾安杰有个西安当地的女朋友,小伙子的愿望是先把事业做起来,等到日子越过越好的时候,也能在西安买套房子。

  其实每个外乡人心里,都有一个“西安梦”。

  甘肃民工老王有个老朋友是西安人,在长安区,老王最羡慕的人就是这个老朋友。初来西安的时候,在同样的建筑工地干活,几年之后,老朋友家盖了新房子。老王自己盖过无数的楼,却没有一间哪怕是小小的房子是真正属于他的。

  除了这些“老西安”们,对西安有着美好憧憬的还有一些“80后”的年轻人。

  在黄新和刘晓阳这两个年轻的打工者眼里,除了家之外的地方都是好的,西安自然是更好。

  黄新来自陕北绥德,年纪不过25岁,渭南男孩刘晓阳才刚21岁,虽然年纪不大,他们却已经走南闯北地去过很多地方。两人最近做的工程在高新区水晶岛附近,忙完这个工程,厂里也要放假了。但他们不打算回家,留在西安或者去别的地方比在家里安安分分地过年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这两个年轻人的经历与想法,代表了一部分打工族的观念。

  “年轻人就应该去闯,西安比家里要好很多,最好能留在这里。”

  在西安美术学院附近开着一间旧书屋的河南人老杨觉得,像他们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扎根西安只能是一个奢侈的梦想。两口子摆摊做的旧书生意时好时坏,在西安住了4年,直到现在还是租着别人的房子住。老杨说,他们要在西安买套房子,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光是孩子在这里的学费就已经成了他们最大的开销。

  “要融入西安很难。”连孙昌海和何飞这样经济稍好的“工头”们也发出这样的感叹。

  “都市漂泊者”的乡土情结

  不少农民工都觉得,在城市中扎根实在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在他们心中,缠绕着乡情的老家和难以融入的西安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对比。

  西安深冬的傍晚,室外的温度已经降到零下好几摄氏度,记者注意到老王穿的棉衣上罩着一件破旧的迷彩服。原来,大学城里的学校每年都要军训,学生们个个都有这样的迷彩服,10月份军训完就有学生把不穿的衣服送给老王。

  “我有好几件这样的衣服呢,都是这些学校里的娃娃们给的,他们(工友们)还要自己花钱买,一两块钱能买一件,这衣服结实得很。”老王坐在子午大道上的绿化带旁边,一边吱吱抽烟,一边眯着眼看着来往飞驰而过的车辆,遇到开快车的司机,老王都要愤愤地骂一声粗话。

  老王想家,但老王说,他不想回家过年。

  “山沟里太穷啦,老家弟兄们多,连媳妇都娶不上。要回去也要挣到钱再回去,风风光光的,跟那电视上的刘老根一样。”至于什么时候能挣到钱、要挣多少钱,老王自己也说不上来。

  想要风风光光衣锦还乡的不止是老王一个。孙昌海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辆车,全家人都坐在上面,一路开回家。“归根究底,像我们这样在西安打工的只能算是漂泊者,是匆匆过客。不管待多少年,到最后都要回去的,落叶归根嘛!”

  但孙昌海的孩子们却没有这样的归属感,女儿和儿子都不愿意回老家过年,回去要爬好几座山,回一趟家身上脚上都是泥。再说,他们已经习惯西安的生活了。

  有时候连孙昌海自己也不能适应,习惯了西安的繁华,孙昌海他们常常会为家乡的落后和贫困而难过。在他们心里,缠绕着乡情的老家和难以融入的西安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奈的对比。孙昌海说,以后在老家盖房子的时候,一定要盖得和西安的一样漂亮。

  去年家乡地震,孙昌海和老乡们在西安,那时候只要看到有为灾区募捐的活动,孙昌海他们都要上去捐一点。

  老家架桥修路的时候,孙昌海他们都慷慨地出资出力。“为家乡的建设出力我们很自豪,也算是一种投资吧,能够终身受益。至于过年,其实回不回家已经变成次要的了。”

  在记者接触的这些来自不同地方、从事不同职业、分布在西安东西南北多个方向的数十位留守西安的外地农民工中,绝大多数都承认,他们骨子里是有着浓浓的乡情的。这种乡情除了情感上的牵绊,更多的是一种漂泊者的游子心态,而漂泊的最大表现,就是与这个城市艰难的融合。

  这是一种归属感方面的缺失。

  农民工与西安的“尴尬”融合

  在西安近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农民工的身影随处可见,然而,在与城市的融合过程中,农民工恰恰又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和社会排挤的“脆弱”群体。

  “其实我们自己感觉很自豪,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为西安发展作出的贡献。”何飞和孙昌海他们觉得,西安这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好了。连不常出门的老杨也说,自己一直见证着西安的变化,这个城市进步和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但这个急速发展的城市留给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空间却越来越有限。农民工这个容易遭受贫困和社会排斥的群体在与西安的融合中存在着很多尴尬。

  曾安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2000年初来西安的时候,自己曾在东门外为受当地人欺负的老乡讨公道,却被人误解和排挤。那是曾安杰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外乡人所受到的歧视。

  除此之外,拖欠工资是这些农民工遭遇到的最普遍的尴尬。孙昌海所在的公司,还有几年前的旧账至今没有结清。“都是数目不大的欠款,年终又被老板克扣了不少,但不管多少,老乡们要回去过年啊,领不到工钱怎么能安心回家呢!”

  何飞更深的感受是,自己租住的城中村,租金一年比一年贵,从原来的每月120元涨到现在的每月260元,一个月下来光用在房子上的钱就超过300元。而那些住在集体工棚和宿舍的人,情况可能更遭。

  老汤和何飞的另一个疙瘩,是孩子的户口,两家的小孩都没有户口,在西安落户更是没有可能的。

  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工会组织,缺乏专业的技能培训,很多人不知道要和工地签订劳动合同,不参加社会保险,也从不参与任何选举活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他们身上显现得更加突出。

  老王说他自己知道,他们这样的外地农民工,是被“边缘化”的一群人,这个新鲜的名词,是从周围的学生嘴里听来的,他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和西安当地人不一样嘛”。

  很多事情让这些外乡人对西安的感情很复杂。

  孙昌燕最想不明白的地方,是在西安的公交车或者别的地方遇到小偷偷东西,周围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制止。孙昌燕和老乡们遇到过很多次,每一次他们都会挺身而出,他说自己不怕报复,也从没有因为伸张正义被报复,大不了换个住处,反正对他来说,住在哪里都是一样。

  堂哥孙昌海笑称,这就是他们漂泊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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